来自 科技创新 2019-09-26 16:12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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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最温暖的陌生人,一直在治疗

这样的患者在医生眼里是极其“不听话”的,但是张老师却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阎石的问题。

从那以后,我感觉我获得了与患者以及患者亲属相处的法宝。我不单会了解患者的病情,还会关注患者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他们对手术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的焦虑,对治疗费用的焦虑。和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台提供数据和方案的“机器”。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的工作量,也有患者误以为我是一个喜欢聊家常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肺癌晚期是不会传染的。肺癌晚期可出现各个不同脏器的转移,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晚期肺癌病人表现为:1、疼痛。肿瘤一旦侵至区内往往会引起侧上肢的疼痛、乏力;2、声音嘶哑。若肿瘤侵袭左侧,会使喉返神经受到压迫,便会出现声嘶;3、气促、胸腔积液。有肺癌扩散和转移的患者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气促。所以在肺癌晚期,患者是比较痛苦的,一般只能保守治疗。

阎石说,能够用知识和经验治愈患者当然是身为医生非常满足的时刻,但是对于那些医学现阶段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让患者或者家属得到安慰,也是身为医生感到欣慰的瞬间。

后来我翻阅书籍,发现这种由医生提供专业信息、医患双方共同商讨治疗方案的模式,被称为共同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医生不仅仅关注疾病本身,而是更关注患者的感受。比如,医生会在意患者怎么理解当前的病情和潜在的后果,患者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患者在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很庆幸,我在自己并不了解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就已经为张老师提供了这种医疗服务,我更庆幸自己作为医生,没有武断地否定患者的决策。

病情描述:爷爷得了肺癌,一直在治疗中,前俩天医生说已经肺癌晚期了,我好想回去看看爷爷,但是家人说会传染,肺癌晚期传染吗?都有什么症状?

但遗憾的是,两年后的一次复查中,在张老师的胸腔中发现了少量胸腔积液,阎石作为一名医生,经验告诉他赵老师情况不妙。为了控制病情进展,张老师开始吃一种月花费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药物。但是只吃了一个月,张老师就对阎石说自己不再吃这种药了。

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说到我的职业,自然就会联想到疾病和患者。

阎石也不例外,身为一名肿瘤外科医生,相较新生的喜悦,他注定要见证更多离别的痛苦。

对于我来讲,医生、患者、肿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肿瘤长在患者身上,但患者却对肿瘤缺少足够的专业认识;医生懂得怎么治疗肿瘤,却又无法切身了解治疗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尤其是治疗晚期肿瘤的过程当中,医患双方都知道“敌人”十分强大,甚至我们最后难免失败,但是,我们还是不停地想尽办法一起去对抗肿瘤,哪怕能得到的只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胜利。

“由我们医生来提供专业知识,医患双方共同来制定治疗计划的决策方式被称为共同决策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不仅仅关注患者本身疾病,更是关心患者地幸福感受,我们关心患者是否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及潜在的后果,患者目前的希望是什么,他的忧虑是什么,他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偶然了解到“共同决策方式”的阎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在知道这种方式之前为张老师提供这样的医疗服务,更庆幸没有武断地拒绝张老师的决策。“从此以后我好像获得了与患者、与患者亲人们交流的法宝。”

我感觉,作为一名医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像这位中年人,我们永远无法让时光倒退,让他的父亲及时发现肿瘤。而我们能做到的,则是心灵的安慰。

医院里每秒钟都在上演着人间最真实的悲欢离合,这一点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能够与之比拟。身为一名医生,每天都见证和亲历着这些悲欢离合。

患者眼里的医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十分不解,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生死关头了,不吃药保命的话,要金钱有什么用呢。”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张老师。两个月后,我从他老伴口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前不久,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的“SELF格致论道”公益讲坛第七期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开讲,5位来自生物、医疗、动物保护方面的嘉宾,从各自专业分享自己对生命延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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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石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为病重老父亲走访多家医院的中年人。

这位患者是一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艺术家,我们就叫他张老师吧。张老师不幸得了肺癌,在我们医院里动了手术。在术后的头两年,他恢复得很好。他又能画画、雕塑了,非常高兴,用他的话说,“艺术是他的生命”。

“我跟张老师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到了肿瘤晚期,病情恶化很快,张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坦然。”已经预感到是彼此最后一次见面的二人,在告别时郑重地握了握手。

作为医生,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除了治病救人,医生还能做些什么?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医生的工作就是保证病人的健康,让病人生存得更久。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助人幸福。——阎石

其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阎石作了以《最温暖的陌生人》为题的主题演讲,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专业肿瘤医生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关怀的想法,引发了与会嘉宾及听众的深刻反思。

又过了几个月,张老师由老伴陪着,亲自来到我的诊室。张老师行动已经非常不便,坐下起身都需要帮助。这个时候,我再次强调了服药的紧迫性,并坦白地告诉他,死亡的危险已经逼近。张老师坚定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他说:“我知道我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如果耗尽家里的积蓄服药,顶多再短暂地延长我的生命,可之后呢?我的老伴又该如何生活?我并不怕死,我今天来,只想问问,我的病会不会导致长年卧床,需要拖累老伴?”我告诉张老师,到最后病情会恶化得很快,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那一刻,张老师非但没有紧张,反而变得释然。得到我的答复之后,张老师不想多耽误我的时间,他艰难起身,向我告辞,并郑重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也郑重地回应他,可能我们都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时间过去3年,病情继续恶化:胸腔积液、骨转移,是肺癌晚期的症状。痛苦的张老师向阎石求救,阎石建议他继续服用前面提到的药物。张老师再次表示拒绝,理由很简单,不想花费那么多钱。

(原标题:一位肿瘤医生的演讲:除了治病救人,医生还能做些什么?)

究其原因,张老师回答说是因为该药物的副作用会引起皮疹,痒到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创作。身为医生的阎石非常清楚如果停服这种药,张老师的病情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再三劝说,张老师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虽然有点难以理解,但阎石知道艺术创作对于张老师来说的重要性。

张老师的幸福是快乐地画画、雕塑,是让老伴的晚年生活衣食无忧,是有尊严地活着,不成为家庭的拖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的幸福是让老父亲享受到自己奋斗的成果,过上富足的生活。我们医生也有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是通过医患双方的努力,尽可能免除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困扰,让患者有足够的活力和能力去积极生活。

几个月以后,张老师的老伴儿告诉阎石,张老师走了。作为一名非常清楚自己生存目标的患者,张老师将艺术创作和老伴儿以后的生活质量排在了挽救治疗的前面。选择非常理性,了解治疗方案、知道治疗后果,选择放弃治疗。

张老师是我遇到的一位很典型的、明确知晓自己生存目标的患者。从一开始,他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拒绝服用具有副作用的药物,到后来为了家人能更好地生活,拒绝价格不菲的药物,他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很难评判,张老师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老师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包括治疗方案、副作用和代价,以及放弃治疗的潜在后果。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阎石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父亲生病并非是自己的过错,肺癌的特点之一就是发病隐秘,80%的患者发现时就是晚期。

这种美好的状态维持了两年。两年以后,张老师的病情发生了变化,他的胸腔里有了积液。他来我这里看病,询问病情。经验告诉我,情况并不乐观。张老师需要一种药物来控制病情,这种药物每个月需要1万元的费用。但吃了一个月的药后,张老师提出不想继续服用这种药了,原因是这药有一种副作用,会造成很痒的皮疹。张老师觉得,皮疹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没有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了,所以他坚持停药。

■本报记者 张晶晶

了解了深层次的原因之后,我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过错,肺癌具有发病隐匿的特点,至少有80%的患者被发现时已经是晚期肺癌,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你已经尽力了!”听了我的话,这位中年人居然放声痛哭起来。我知道,我的那几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与他们交流时候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一台只会提供数据和方案的机器。那么当然这不可避免增加我的工作量,也不可避免会让一些人误解我是喜欢聊家常的男人,但是这都是值得的。”

在交流中我发现,他已经对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都了如指掌,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反复咨询医生呢?是不信任医生吗?通过进一步了解,我得知,生病的老人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如今儿子事业有成,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得知老人罹患晚期肺癌的噩耗。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是自己只顾忙事业,而忽视了老人的健康,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老人治疗的延误,所以他才不停地咨询,想要了解更先进的治疗方案,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中国科学报》 (2016-06-17 第3版 科普)

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

又过了几个月,虚弱的张老师在老伴儿的陪伴下来到阎石的诊室,阎石再次劝说他服药,张老师却继续表示拒绝,说自己一定要来只是问一个问题:后面会不会一直卧床,要人照顾。

作为北大肿瘤医院的胸外科主治医生,阎石和许多患者家庭一起,共同经历了一段段与肿瘤抗争的艰难历程。在SELF格致论道讲坛上,他阐释了自己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启发:除了治病救人之外,医者还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幸福。

“可能很多人包括医生觉得医学的目标就是保证生命,保证健康,但是我觉得医生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祝人幸福。张老师的幸福是画画、雕塑,是让老伴儿衣食无忧,是让自己有尊严地活着,不成为家人的拖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的幸福是让老父亲享受到自己奋斗的成果,过上富足的生活。我们医生也有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患者摆脱疾病的困扰,让患者有活力,有能力面对新的生活。”

对于晚期恶性肿瘤,我们常常会面临束手无策的窘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患者的亲人在问“大夫,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那种期待的目光;更忘不了在得知“毫无办法”时,那眼神立刻变为惊诧,随后又慢慢暗淡的那种失望。在我刚刚独立看门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惧怕那种诧异的目光,那种目光好像在埋怨医生的无能。但是,渐渐地,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调整。我知道,向患者和患者的亲人交待真实的病情,是我身为医生职责的重要部分,我无法回避。只有提供了这些真实的信息,才能避免过度治疗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才能够让一个家庭把握住最后的珍贵的相聚时光。

在医患关系相对紧张的年代里,听到一名普通医生对于行将结束的生命的思考与爱,不禁让人格外动容。

很多患者和我只有一面之缘,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只有几分钟。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们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一个陌生人,我相信这是源于信任,也是源于希望。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给每一位患者带去希望和阳光。

与肿瘤抗争是一件注定艰辛、充满血泪的过程。这场硬仗需要患者本人、主治医生以及病人家属三方的有效配合,但医生专业知识与病人切身体会之间天然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即使是最有同情心的医生也无法说自己真正了解病人的感受。如何去弥合专业知识与病人感受之间的鸿沟,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是从医以来困扰阎石很久的一个问题。

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

张老师是一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家,罹患肺癌,术后前两年恢复得非常好。能够重新专心创作的张老师非常高兴,于他而言,艺术就是生命。

在我的诊室里,有一天来了一位穿着得体、彬彬有礼的中年人,他是为他的老父亲前来咨询病情的。他的父亲得的是晚期肺癌,通过翻阅病历,我发现来到我的门诊之前,他已经去看过很多医生的门诊。但是,这位中年人还是不停地挂号,不停地咨询病情。

这位中年人衣着得体、彬彬有礼,带来了详尽的检查资料和病历本,简单翻阅,阎石就知道这是一位四处求医的患者。进一步交谈后了解到原来中年人长期为事业奔波,刚刚开始小有成就的时候父亲生病了,内心的愧疚感非常严重。觉得是自己忙于奔波忽视了父亲的健康,四处咨询其实是想努力弥补可能造成的缺憾。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别忘了,共同决策模式的前提是让患者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疾病的信息、治疗方案的信息。

治疗之外,予多温暖。愿如阎石一般,每一个医生,都愿意做个最温暖的陌生人。

我不是艺术家,我是医生,从医生的角度讲,患者为了能画画、雕塑而拒绝治疗,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知道,不吃药他的病情一定控制不住。即使我再三劝说,张老师还是不同意服药,就这样一直拖了3年。

这之后在与患者及家属交流过程中,阎石会认真倾听他们对疾病的忧虑,和对手术、对痛苦、对爱人、对治疗费用的忧虑……

最后,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医生,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除了治病救人,医生还能做些什么?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医生的工作就是保证病人的健康,让病人生存得更久。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助人幸福。

做个最温暖的陌生人

在这场残酷的“战役”中,患者眼里的医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温暖的天使,还是冷酷的机器?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能得到答案。直到一位患者的出现,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直到遇到了张老师,阎石才找到了答案。

3年后,张老师的病情恶化了许多,出现了胸腔积液、腹腔积液、骨转移,这些都是晚期肿瘤的表现。张老师的痛苦与日俱增,向我求助也越来越频繁了。当他在电话里问我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我再次提出服用这种药物。这个时候张老师已经不能画画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他不吃药的理由了。但张老师还是拒绝吃这种药,他坦白地告诉我,除了药物副作用以外,他还在为费用发愁。我对此十分不解,可以说,他已到了最后关头,再不吃药就性命不保了!

“你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儿子了,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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